男子酒后与朋友闹气 新车被扔快车道上

因为，平等尊重意味着不能绝对排斥情绪的、偏狭的、低俗的、错误的意见，而从善则意味着需要区别对待，择其善者而从之。

但是，在推翻先例的时机成熟之前，法官要保持足够的耐心，通过文义优先主义、尊重先例、一次一案等方式保持司法克制。二是七名多数意见的法官认定科州行政听证程序敌视菲力普斯的意见也不完全符合事实，科州政府「民权委员会」的调查程序、听证程序与裁决程序虽并非完美，但基本上还是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科州政府对原告存在「敌意」是没有足够的事实根据的。

二是某一种法学理论或学者学说可能会一时盛行，但流行的理论将来有受到质疑甚至被推翻的可能，一旦被后来新的法学理论推翻或司法实践证明其错误，意味着法官要因此承担相应的个案错判风险或司法伦理责难。《反歧视法》明显偏向同性恋群体的权利保护，菲力普斯可以拒绝在蛋糕上书写「同性恋将会下地狱」的订单，但却无权拒绝书写「上帝保佑同性恋」的同性结婚蛋糕订单。当前后两个案例之间的差异度高，便不用推翻先例。两名同婚者认为自己在「杰作蛋糕店」只是定制普通的商业交易，对于菲力普斯的宗教信仰，二人从不关心，更不会有任何评论，也不会要求菲力普斯改变对同性恋的宗教价值观。在本案四份赞同意见中，托马斯大法官的赞同意见非常独特，托马斯法官的判由具有一定的「深判」与「宽判」的风格。

如果国会与州政府想要限制公民宗教表达自由，最高法院则必须采用严格审查标准，要求立法机关证明限制宗教自由是出于「非常紧迫的事由」。卡根法官的赞同意见书简明扼要，核心观点是：科罗拉多州没有履行举证责任，证明科州《反歧视法》对公民宗教自由保持中立。但是，如果涉及到不同的国家机关的职能交叉、职责不清等问题，则很难通过机构改革或职能调整这种方式来化解，因为这涉及到更高层次的权力分配及权力冲突的协调。

(一)现有过程性监督方式之观察深入分析《宪法》99条、《监督法》以及相关配套法律规范的规定，我们会发现，地方人大对地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实际上贯穿于监察权运行的全过程。与之相呼应，《监督法》中除了总则和附则之外，都是对地方人大前述职责进行细化，形成了七大职责，分别是听取和审议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询问和质询特定问题调查以及撤职案的审议和决定。前文分析表明，地方人大监督权与地方监察委员会监察权之间并无主次之分，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二者是相对独立的。地方人大对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情况进行跟踪督查，确有助于保障监察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切实履行职责。

监察委员会对人的监督具有全覆盖的基本特点，即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督，确保公职人员正确行使权力和履行职责。该问题涉及到：如何定位地方人大监督与地方监察委监督之间的基本关系，从而使之融入到整个法治监督体系之中？如何确定地方人大监督的基本内容，从而使之符合监察体制改革后的一府一委两院宪制架构下的制度安排？如何选择合适的监督方法，从而避免重蹈人大监督太软太弱的覆辙？有鉴于此，本文以对监督权的再监督为核心切入点，探索构建地方人大监督地方监察委员会的法治路径，以期为建立有效的异体监督机制、推进监察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提供理论支撑。

从地方实践看，地方人大针对地方监察委员会的执法检查也没有落实。根据该法第5条、第6条等的规定，地方各级人大有权对本级一府两院开展监督工作。除了前述偏宏观或中观的监督之外，地方人大与地方监察委员会之间还可能在微观事项上产生交集。视察、执法检查等监督方式，具有预防特定区域、特定领域管理部门滥用职权的作用。

[30]参见谭燕萍：我国政府部门职能交叉中的利益博弈分析，《学术论坛》2007年第10期，第57页。这是因为，具体的微观监督职能已经由其他国家机关承担，特别是监察体制改革之后，作为专职专责监督机关的监察委员会主要承担的便是微观监督的职能，地方人大没有必要再对此做出特别详细的规定。从立法来看，《宪法》99条规定了地方人大的主要职责，分别是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审查和决定地方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公共事业建设的计划以及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以及它们的执行情况的报告。这样做显然符合监察委员会作为专职专责监督机关的法律定位及监察全覆盖的改革目标。

长期以来，由于地方人大有权问责却不主动问责的消极态度以及刚性问责的半休眠化，导致监督机制柔性有余而刚性不足。关键词: 地方人大监督 监察监督 再监督 过程性监督 刚性问责 一、问题由来：如何走出监督者难以监督自身的困境随着我国监察体制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的不断深入推进，如何对监察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实施有效的再监督，是实现监察全覆盖改革目标绕不开的重要问题。

[36]韩大元：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的若干宪法问题，《法学评论》2017年第3期，第19页。为加强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2019年度的重点任务有两项：一是推进配套立法尤其是《政务处分法》及《监察官法》的立法工作。

与之相对，地方人大对地方监察委员会监督的重心自然不在于对人的监督，而在于对权力本身的监督，否则便会与监察权相重合、相抵牾，也不符合人大授权(监察)监督的法理逻辑。为了解执法检查的实施情况，笔者分别以执法检查人大执法检查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及中国人大网进行检索。而最能体现监督实效的，无疑是刚性问责。通常程序是由一定数量的人大代表或者承担具体监督业务专门委员会根据监督发现的问题提出问责议案，由人大会议或常委会会议作出问责决定，责成相关单位执行。简言之，地方人大问责就是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追究责任。其次，要规范问责主体、程序及情形。

总之，地方人大对一府一委两院的监督都是以对权监督为中心，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审议工作报告、审查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以及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等方式，对地方监察委员会进行控权式监督，既没有对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履职行为产生不当干预，又能够实现对监督权的有效再监督。[43]检索日期为2019年9月16日。

[12]参见张杰：《监察法》适用中的重要问题，《法学》2018年第6期，第123页。考虑到《宪法》99条的规定及监察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间的关系，前述未作明文规定的监督事项当然也应适用于对监察委员会。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代议制的形式，同时又具备人民主权的实质，即在组织形式上是由人民选举出一定数量的代表行使参政议政的权利，在实质上又表达出人民的意志，这种参与形式既保障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诉求，又兼顾了我国国情。因此，两者虽然在监督对象上有所重合，但在监督内容及问责处置方法上有着根本的区别，并不会产生重复处置及职能冲突等问题。

[44]检索日期为2019年9月16日。这些建议性监督不会产生法律上的强制效力，人民法院还要对建议的合法性及合理性进行再评价，自主决定是否采纳。在监察体制改革探索期，围绕谁来监督监督者对监督权如何实施再监督等问题所形成的有力观点是，统一由监察委员会对其内部公职人员进行监督。第二级是各国家机关受其所在机关的监督部门及上一级机关监督。

最后，问责结果必须依法公开。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与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的决定》5条的规定，人大代表监督的形式有视察及评议法院工作、提出工作建议及来信意见、走访、旁听等。

二、地方人大监督与地方监察委员会监督之间关系的厘定从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的过程来看，地方人大监督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基本模式是先由《宪法》以修正案形式确立，再由《监察法》加以细化规定而形成的。法治国家权力运行的经验表明，对权力的制约力量来自此种权力之外的权力，只有异体监督才能更好地防止权力自身的腐化。

[16]马怀德，见前注[3]，第8页。从我国监督机制构造及监督实践来看，异体监督是可以有很多种方式的，比如党的监督、群众监督等等。

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主要是对人的监督，其关注的重点是用权的人而非权力本身，主要目的是通过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察全覆盖，避免出现监督空白和监督盲区。不论从监督方式还是监督内容上看，人大代表监督都是一种覆盖性广、灵活性强、接受度高的常态化监督方式。从监督的实效性来看，组织执法检查或可成为对监督权实施再监督最为有效的方式，因为监察委员会办理案件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同级检察机关难以发挥监督作用，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定期组织执法检查，无疑能够大大提升监督效能。执法检查曾经是地方人大履行监督职责，发现各国家机关及其公权力运行中存在问题的重要方式，但随着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权力的相对膨胀以及地方人大权力的相对萎缩，执法检查这项有力措施也逐渐退居幕后。

通常，监督的对象主要有两类。总之，地方人大监督与地方监察委员会监督都是法治监督体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前者通过对权的整体性监督来建立合法的权力运行机制，后者通过对人的个别化监督来保障用权之人的廉洁性。

[21]孔令伟：人大监督要兼顾‘微观监督，《浙江人大》2018年第12期，第54页。[19]参见谷志军：谁来监督监督者：监督权问责的逻辑与实现，《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期，第177页。

《监察法》9条又做了进一步具体规定，即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三、以对权监督为中心的地方人大监督及其体系定位在新型一府一委两院宪制架构下，地方政府、监察委员会、法院及检察院均要受同级地方人大监督。